这是一种可以与我们长期共存的投资方式。
　　在国内，下一个目标是可以有更多主流的金融机构、资产所有人角色的机构、社保基金进入。
　　这种投资的逻辑是追求财务回报以上的回报。
　　9月15日晚，第一财经·大V流水席以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资本的血液：中国影响力投资报告2022》为契机，发起以“如何看待被称为‘资本进化’的影响力投资”为主题的连麦分享会。
　　当前，影响力投资在国内属于较小众的投资形式，很多人对此并没有太多了解。此次分享会就影响力投资的定义和意义、具体的投资方法、其在中国发展情况以及当下热点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并且为愿意走近影响力投资的投资者提供了建议。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李嘉怡、险峰长青K2VC碳中和投资经理骆潇濛以及小草资本影响力投资经理陆俊就此话题分享了观点和经验。分享会由第一财经可持续商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旭峰主持。
　　以下为连麦分享会实录，有删节。
　　1、什么是影响力投资？
　　周旭峰：你们认为什么算是影响力投资？
　　李嘉怡：当前全球的影响力投资还在发展较初期，定义还不是特别的统一。它们共同点在于主动寻求可计量社会回报，并在社会回报、财务回报和风险中平衡。但这些定义在细节的表述上有一定差异。比如，我们这里提到的“社会回报”，是针对社会和环境问题两方面的。全球部分机构会用社会回报囊括这两方面；但也有机构是将社会和环境回报分别列出的。
　　目前，要判断一种投资是不是影响力投资，也还是比较困难的。比如，影响力投资有一个特点是需要主动寻找社会回报。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判断一个投资人到底是不是在追求社会回报下进行投资；还是纯粹为了钱而进行投资，但正好这个项目非常具有影响力。因此，我们认为现在的体系也有一定改善空间。
　　骆潇濛：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影响力投资是一个情怀性投资，是“既要又要”——在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还创造或多或少的社会效益。
　　贝莱德和禹闳沿用的都是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简称GIIN)对影响力投资的定义。这个定义有四个要素：第一，这归根究底是投资行为。严格来说，公益创投不能算作影响力投资，除非他心理预期至少要把本金拿回，或者需要每年有2%、3%的回报。第二，必须要有“这笔投资能创造社会价值”的主观意图，而不是投资已经发生了，回头看时发现其有社会价值，再将它叫作影响力投资。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是不存在影响力“漂白”的，也不存在单笔投资层面上的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肯定是系统性的行为。一笔投资很容易就投到一个或多或少有社会或环境效益的项目中，但只去系统性地实践这个理念、体系以及策略时，才算是影响力投资机构或影响力投资人。第三，影响力投资人必须衡量、管理影响力。禹闳、贝莱德都花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每年会发布影响力报告，及时给LP、投资界以及被投企业反馈。这是比较容易从客观上区分影响力投资和非影响力投资机构的特点。第四，影响力投资的主题与投资人对财务和影响力的期待值在一定范围都可能不同。按主题分，可以做“双碳”、医疗、教育、文化等。从策略来看，一种策略是如贝莱德和禹闳，追求有竞争力的市场回报率，影响力是底层条件；另一种策略是如美国睿智基金(Acumen Fund，简称Acumen)、Omidyar Network(简称ON)、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新金融团队，影响力优先，可以接受差一点的财务回报。
　　2013、2014到2018年时的欧美，额外性(Additionality)也是被用来判断是否是影响力投资的依据。最初，“额外性”指的是某个项目，无法拿到别的主流投资人的钱，因为有影响力投资者才得以生存。影响力投资者持续培养这个项目，直到它能够被主流投资人接受的阶段。但2017年，二级市场影响力投资基金参与进来了。“额外性”在二级市场很明显是逻辑悖论——影响力投资者不买，也肯定会别有人买。因此，2017、2018年后，对影响力投资“额外性”的要求被GIIN从官网上删去。同时，“额外性”的定义也有所拓展——从原来“非我不可”变为投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给项目赋能，发挥催化剂作用。
　　陆俊：我个人认为这种投资的逻辑是追求财务回报以上的回报。它叫投资，是有财务回报要求的；但在此之上，有其他要求。类似“互联网+”、“IOT+”，影响力投资就是“财务+”。这个“+”就是影响。
　　我认为最大的影响来自三个领域：一是对人的影响。比如我们投了一些项目，可以让更多障碍人群使用互联网，改变他们的生活，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二是在社区。比如投那些可以让社区里的人更多的互相帮助的项目，让社区有新的范式。三是对文明、人和环境有巨大影响。比如我们投了中和农信，它帮助中国很多农村边远地区的低收入人群和妇女创业，提供普惠金融，改变了整个文明的可持续性。
　　2、为什么参与影响力投资？
　　周旭峰：你们和影响力投资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
　　李嘉怡：最近我们第一次就影响力投资推出报告——《资本的血液：中国影响力投资报告2022》。之所以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投资方式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并且在当前“双碳”、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这是一种可以与我们长期共存的投资方式。
　　人存在于社会之中，依赖于社会，从社会资源中获利。此时，人们就会想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否当前还存在一些社会问题，是否有一些人无法享受到需要的资源？第二，我们要如何维持这些资源，使自身长期获利？
　　我们发现市场上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它们或许可以弱化弱势人群的社会问题，减少不平衡性；又或许可以促进气候环境向好，维持现在的环境。然而，实现这些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可能并不那么容易，需要大量资金的推动。因此，影响力投资变得至关重要。和一般的投资方式相比，影响力投资的“双维度”优势非常明显。在理想的情况下，可以使资金完全循环使用，通过一个接一个影响力项目带来社会回报。
　　然而，当前市场上有很多人对影响力投资不够了解，也有很多人质疑到底能否实现财务和社会回报双方面的收获。这也是我们进行影响力投资研究，推出相关报告的重要动力。因此，在报告中，我们通过投资公司资金来源是否持续可得，投资标的的领域是否使投资公司获得社会、财务双回报两方面，重点分析了这种投资方式的可行性，并且对中国当前特有的影响力投资形式进行了一些观察和思考。我们希望通过专业分析，让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了解这种投资方式。
　　骆潇濛：我上大学时，先是创立了公益组织，2013年又开始做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当时，我通过Resolution project进入了社企圈子。这个圈子的捐资人不只捐给非营利组织，也会支持社会企业。所以，我很早就了解到了影响力投资。过去，我通过探索不同工具来达到实现社会价值的目标，尝试过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慈善等，在联合国也待了大半年。2016-2017年是影响力投资快速发展的阶段，整个纽约社企圈子都在谈影响力投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与Acumen就影响力投资是否应该有财务抵让还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是个比较创新的工具，又结合自身背景、能力、个性及爱好，在创业一段时间后，来到哈佛肯尼迪学院主修了影响力投资模块。
　　之后，我切入了影响力投资里比较关键的影响力评估和管理，加入了GIIN的影响力衡量和管理(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简称IMM)团队。2018-2020年，又跟着贝莱德Blackrock二级市场团队在影响力投资二级市场基金里做推荐公司、财务评估、影响力评估等工作。疫情后回国，在禹闳资本工作了一段时间，今年来到险峰长青做“双碳”方面的投资。
　　陆俊：最开始我并不在投资的领域。2015年，我在社会影响力方面进行创业，做了一家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司——第一反应。当时我们关注自己身边，发现了一些人人都会遇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可能用一些商业方法来解决的。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是全新的未来。
　　在发现并进入影响力投资领域时，我们都带着创新的心态。不管从资本、创业还是研究的角度，都不约而同的来到了这个新的范式。这个范式从资本的角度，是更多地考虑社会价值；从创业的角度，是更多地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从研究的角度，则是发现资源被重新分配、再利用和可持续的价值。
　　3、如何进行影响力投资？
　　周旭峰：当用这个理念做投资时，当然会有很好的社会目的，但如果与利益发生冲突了，生意就是生意，此时如何寻求平衡？如何去化解冲突？
　　李嘉怡：这毕竟还是投资，是需要追求财务回报的。与普通投资相比，影响力是这种投资方式新加入的特性，人们通常会注重这个特点，却容易忽视财务回报。因此，首先我要强调财务回报的重要性。GIIN的报告中也提到，67%的影响力投资人还是要求财务回报(风险调整后的回报)能够达到市场平均水平的。
　　我们在具体案例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从不同的行业情况来看，能带来高财务回报的标的行业，它的市场需求非常大，进而它产生重大影响力的可能性也很高。比如，(禹闳资本投资的)西恩科技就是一家锂电池危废处理公司，将锂电池回收后重新制成制造锂电池的原料。从影响力回报来看，危废处理行业有利于环境，能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从财务回报来看，这一行业的技术性很强，在当下的新能源车热潮中，市场空间非常大，财务回报也会很高。又如(禹闳资本投资的)恩启，其所处行业是自闭症教育。这个行业中有较多自闭症患者等待着帮助，培训需求大，但费用不一定非常低，影响力回报和财务回报能够兼顾。因此，我们认为，就行业来看，影响力和财务回报并不矛盾。
　　而当两个待选项目处于同一个行业时，可能就是投资者真正需要做平衡的时候了。假设一个财务回报能达到5%，另一个能达到6%，但是5%的能明显解决更多问题。此时，投资者需要选择：舍弃一定利润，换取更多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并不要求最大的影响力。
　　骆潇濛：我工作过的几家公司都在追求有竞争力财务回报。禹闳在追求影响力和财务之间平衡时，有与投资团队平行的IMM团队，参与全流程的投资管理。
　　流程中，首先是投钱。当拿到一个标的项目，我们会使用红绿灯评估法：会有影响力的是绿灯；绝对没有的是红灯；需要更深入研究，或者有比较大的ESG或影响力投资风险的话，就会被标为黄灯。并且，禹闳会标出标的所对标SDGs、禹闳主题图谱、GIIN的IRIS图谱的项目，并列出顾虑。
　　立项后，IMM团队成员参与尽调，评估项目现在的影响力情况，以及是否有显著的风险。当时禹闳有50%的杠杆要求——即希望被投企业50%以上的收入能够对标某个影响力主题。之前有一家提供疾病筛查服务的机构，开始聊时得知它60%-70%的业务在三四线城市，涉及弱势人群相关的基层医疗，对标影响力主题的比例会是60%-70%。然而，在尽调阶段，我们发现未来它可能会更侧重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存在影响力漂移的风险，对标比例在未来可能会跌到50%以下。此时，就需要判断这是否会有较大的风险，公司是否有方法对抗这个风险，进而选择不投、少投，或是多投并占个董事席位。这个考虑与财务策略是平行进行的。
　　投后管理方面，除了每年推出影响力报告，评估当年达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影响力漂移的风险，还会帮助标的企业完成他们自己设立的社会目的。以恩启为例，一开始，它成本较大，经营模式类似于连锁机构，不停开店，通过提供一对一或是小班模式的服务对自闭症孩子进行早干预。禹闳投入后，希望将其普惠化。对此，恩启一方面通过更支付得起的方式，把服务提供给更多的人群；另一方面开发出了免费线上课程。在保证财务的基础上，扩大了影响力。除此以外，“早发现、早干预”是自闭症儿童行业的关键，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但在“早发现”方面还有一定空白。因此，它开始转型为医疗技术公司，开发了AI早筛，与一系列医院合作，将这个工具推广给更多的孩童。通过发挥自身技术优势，针对行业痛点，填补了行业空白，提高了社会价值；同时，也避开了在最激烈赛道中的竞争，找到了比较好的商业方向。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是尽可能地找财务和影响力相辅相成、相互赋能、协同的方向。但这肯定不是对每个企业来说都非常容易的事，所以很多时候要不断地尝试和磨合。
　　陆俊：我补充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投的一家国内做障碍人士无障碍改造的机构。对于财务和社会回报之间的权衡，我们通过了几种方式：第一，做影响力尽调，确保这个机构确实是符合我们的投资主题，同时具备相当强的社会影响力，并且我们希望这个机构能够有改变行业运营范式的创新能力，从而改变、引领这个行业，产生更大的行业变革的杠杆，推动行业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我们偏向投处于成长期的机构，它们往往会推动行业标准，促进整个行业为障碍人群提供一些服务。第二，在公司治理上，我们会提出一些建议，支持它们实现自己的使命，并对其进行影响力评估。甚至在一些条款中，我们会要求它们设立首席社会价值官这样的职位，以在公司内部推动社会价值和影响力为战略。这是作为影响力投资人为公司带来的改变，也帮助自身做了风险控制。这些角色的设立和后期战略的制定，确保了公司在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路线上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投的中和农信。最早帮助它早期发展的“投资人”，是世界银行等一些金融成本比较低的机构。当它有一定规模时，红杉资本引入了风险资本。再后来，它们引入了淡马锡、加拿大安大略教师退休金计划旗下科创投资平台等大规模的投资。在这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资本要求的回报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风险会由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按照自己不同的回报要求来分担。每个机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支持它成长，是一种既能帮助大家获得社会回报，又能获得自己的财务回报的模式。并且，影响力资金的进入也会帮助企业做第三方的CSR评估报告、影响力评估等，帮助它找到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中和农信最近的一些项目就引入了绿色的概念，在帮助偏远地区农民做普惠金融的同时，提供更多助农的服务。此时，中和农信不仅是在做普惠金融，它还改变了地区、商业、社区的生态，将影响力延伸到了产品、社区改造，以及边远地区农村妇女的生活中。
　　周旭峰：我觉得影响力投资能够变成现在比较流行的投资模式与年龄也有很大的关系。非常多的年轻的伙伴对这样的概念背后所传递的价值观是非常向往的。作为先行者，您会给未来年轻的影响力投资人怎样的建议？
　　陆俊：首先，对于年轻一代，成为一个影响力投资人需要他们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关注他们想要关注的东西，改变他们想要改变的东西，然后再做影响力投资，因为投资是为了实现改变。
　　其次，积累这个领域比较好的案例。案例的话，其实国内外都有，但因为文化不同，更容易看到国际上的影响力投资案例，在国内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叫作“影响力投资”。比如国资投的机构会通过投资解决社会问题，但他们可能不会意识这就是影响力投资。仔细观察，身边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从扶贫到普惠金融，他们一开始更多地是认为自己在做一些好事情，但在做些事情时，他们已经慢慢地转向做影响力投资了。
　　第三，我觉得世界像游戏，但它可能不是只有你赢我输的有限游戏。从创造社会价值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无限的游戏。年轻人是这个无限游戏里非常有想象力的角色，希望他们未来在影响力投资里带来更多的非零和博弈，创造更多价值。这才是影响力投资真正带给我们的在文明方面的一个启示。
　　4、影响力投资在中国
　　周旭峰：在中国，前面提到的中和农信是非常典型的社会企业。研究院这次的报告中有一个洞察是我在以往的所有的相关的报告里都没有看到的。你们比较明确的提出中国目前进行的普惠金融，其实也是在进行影响力投资。如何去界定普惠金融和影响力投资这两者的关系？
　　李嘉怡：我们在《资本的血液：中国影响力投资报告2022》中提出了中国的普惠金融也是在进行一种影响力投资。这个观点主要是取决于我们对投资这个概念的认定。
　　首先，从狭义上来说，投资就是将资金投入，从而获得资产，通过资产的升值等，投资者最后可以得到财务回报。投资普惠金融是具有影响力的，也是需要财务回报的，因此，这种行为肯定是一种影响力投资。我们从GIIN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小额信贷也是全球影响力投资通常会涉足的行业。
　　但从广义上来说，投资可能并不一定是投入资金，也有可能是投入资源，包括服务等。中国进行普惠金融的这些机构，他们其实就是将自身的一些资源、服务投入其中，来实现社会和财务的双回报。我们从影响力投资普遍认知的特点来看，需要主动寻求可计量的社会回报，并与财务回报、风险进行平衡。我们对比进行普惠金融的这些机构，比如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农村的人们提供一个比较低的利率等服务，主动地消除一定的金融不平衡性，且获得了财务回报。从这个特点来看，它就是满足影响力投资定义的。又如一些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他们所投入的资源可能进行一些金融工具的操作，通过这些操作使农户产品的出售价格得到了保障，也是很明显能够产生可计量的影响力。他们也是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收获了可计量的影响力和一定的财务回报。
　　总体而言，进行普惠金融即是投入服务，主动寻求可计量的社会回报，通过减少一定的财务回报，或是增加一定的风险来完成。所以我们从广义的投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其实都是在进行中国的影响力投资。
　　周旭峰：很多人可能对影响力投资是比较陌生的，但对于普惠金融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把中国的普惠金融的实践纳入到中国式的影响力投资框架中，有很多的数据案例可能要重新书写。海外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是有较大的差异的。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影响力投资，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骆潇濛：首先，国内外影响力投资的推动因素、动力来源可能会有差异。在国外，资产所有人是主要动力。最早是宗教组织推动，宗教组织很多，又非常有钱，他们会将早期的投资理念推往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更吻合的方向。国内的话，更多的是资产管理人、第一财经这样的媒体、生态组织等承担起了推动的角色。现在影响力投资在国内可能处在国外2013-2015年的阶段，大家开始探索影响力投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在国内，下一个目标是可以有更多主流的金融机构、资产所有人角色的机构、社保基金等进入，一起探讨影响力投资。就如2016年时，美国银行、摩根斯丹利、Acumen等机构在一起辩论影响力投资的财务回报是否需要有抵让。
　　其次，文化的差异未来可能会体现在主题筛选上。将GIIN和禹闳的影响力主题图谱横向对比，可以看到多样性等主题是国外更重视的。中国则更重视推动新农村、乡村建设、灾害的应急管理等。
　　总体而言，国内的影响力投资与国外方向差不多。当前，国家对普惠金融、“双碳”方向的大力推动，对影响力投资在国内的发展都起到了提速作用，国内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周旭峰：目前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实际上主要集中的方向其实也是年轻人喜欢的方向，包括教育培训、健康医疗、食品和农业、环境能源等。报告中也提出，这样一些领域目前能够带来社会和财务的双重回报。你们未来看好哪些影响力投资领域？
　　李嘉怡：我们认为在比较近的未来，健康与医疗、新能源与环境依然会是影响力投资集中的行业。
　　首先，对于新能源跟环保，现在“双碳”的背景下，做新能源的动机非常的强。并且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实现财务回报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即使不是趋于影响力的一些投资者也会进入这个领域。
　　其次是医疗和养老。医疗一直是影响力投资热爱的领域。首次提出影响力投资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本身就对医疗领域有非常多的投入。人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持续提高，行业需求一直存在；而随着科技进步，医疗提高空间并没有缩小，反而一直在扩大。比如影响力投资案例的标的企业——康黎医学和合恩医疗，他们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不断地在满足人类对健康的追求。因此，随着技术迭代更新，能实现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在养老方面，我们的报告中也有提到老年教育，但这不单单涉及教育，也包括照顾老年人、养老。这方面的市场空白还是较大，有大量的老年人有不少的积蓄，但是缺乏照顾和关注。因此，投入该领域很可能同时实现财务和影响力回报。
　　5、影响力投资热点议题
　　周旭峰：你们个人最近两年关心的影响力投资的议题是什么？作为独立的影响力投资人，大概率会投什么？
　　骆潇濛：我会投碳中和、新能源、新材料。
　　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我父母都是浙大能源系博士，从小对我影响比较大。但早期我是支持人文相关投资，并且非常反对气候变化投资的。我加入贝莱德时，他们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当时，我认为关注气候变化方面是一种自我欺骗。美国一些公共教育体系非常差，非洲、南美有很多人没有足够的医疗、教育资源——这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解决这些现代人面对的问题，而是去一个遥远的时间线去解决未来人类可不可能会灭绝的问题。
　　但是后来，一方面，随着真切感受到更多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变化，更深地体会到气候变化确实在更多情况下先影响的是那些弱势人群，包括农民、住在易受气候灾害影响地段的人。另一方面，我受到比尔盖茨的《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的影响也很深。我觉得在这本书中，比尔盖茨动用了非常多的科学家资源和研究力量，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路径，将问题分解成简单的几个方向，每个方向相应地提出措施。比如，书中给出了可供“双碳”影响力投资人参考的路径，提供了量化的指向。他计算现在全球每年温室气体排放是5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那么，在做每一项实际投资时，会要求当这个技术量产后，至少可以解决全球1%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前我认为碳中和投资是去解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的问题。但读完这本书后，如梦初醒。我觉得如果要做碳中和投资，就要投早期的、最前沿的、未来有可能成为1%解决方案的项目。因此，我今年义无反顾地做了碳中和早期投资，在最早期扶持这些有可能颠覆我们未来的，成为人类未来能源终极解决方案的项目。
　　陆俊：我是计算机专业的，我更关注的议题是有没有使用创新的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因为我发现很多社会、环境问题，如果能够用数字技术解决，它可能是全新的范式。因此，我去看项目时，更关注它能不能够用数字技术创造出新的范式，颠覆这个行业。
　　并且，我更注意身边的问题。目前在国内，有两个领域我比较关注：第一个是下一代人的就业。就业本身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也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我比较关注这个领域会用怎样的数字技术和创新技术，使新一代年轻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第二个涉及传承。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经验、价值的传承，我更关注文明的传承。比如，有一个项目可以将非遗文化用数字化的方式变为可供大家开源使用的中台系统，使原先不能被传承的东西现在为大家所用，非常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它能让更多人享受到传统意义上看不到的东西。它具备非常大的社会和商业价值。这种类型的项目是我重视的，因为它一旦出现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6、如何走近影响力投资？
　　周旭峰：刚刚聊到盖茨的那本书，去年我也很认真的读了。他用一个工程师的思维，给出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使得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个通往成功的路径。除了这本书以外，就影响力投资，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陆俊：我推荐《财富的起源》。它介绍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仅仅是资金吗？还是其他的东西？财富不仅是传统意定义上的money(钱)，它英文叫wealth.每个人看了以后会有自己的体悟。
　　骆潇濛：我推荐GIIN的research database，在GIIN官网上的‘research’标签下可以找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入门或是好奇现在市场上在做什么，都可以去看。我曾经在那个团队工作过，它的每个报告都非常严谨、详实，对影响力投资某些关键问题也有所解答。
　　李嘉怡：我们作为研究影响力投资的机构，主要还是关注数据和案例进行的情况。我也认为海外的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因为国外影响力投资发展的比较早，我们可以参考它们的情况，从中反思。
　　我想推荐一下我们第一财经研究院关于影响力投资的后续报告。今年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每年都会持续关注国内这一领域，推出相关报告。我们会追踪影响力投资机构项目的进行情况，包括投入哪些新项目、退出后这些标的企业怎么样了等。同时，我们也会帮助推进中国市场影响力投资体系的建立，让人们更加容易了解这种投资方式的进行情况，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参与到中国的影响力投资。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